市场经济·道德·价值观构建

贾 文 岩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市场经济和道德具有异质性特征，前者以物质交往为核心，是通过可计量的“物”来衡量世界的物质逻辑模式,后者则以精神性超越为标志，构成人的内在的、超越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构建，需要正确把握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以传统道德观的特质规避现代性的弊端，使其走上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物化；价值观构建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道德危机往往相伴而生。从传统社会的田园淳朴和精神崇拜过渡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世俗世界，使人们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又感叹功利社会产生的道德沦丧和堕落。当前的道德危机是新旧道德转换所产生的空场，还是功利主义对于道德本身的拒斥和否定，成为眼下争论的焦点。厘定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本质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1.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世界模式

       马克思曾考察过人类社会演进的三个阶段，其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P52)。在这个阶段，尽管社会生产飞跃发展，人的交往水平、需要层次和潜力挖掘获得全面提升，但“物质世界”的特征是其基本的规定。因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P52)。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物”的标准是衡量一切的基本前提，人的能力要素、智力成果甚至人的尊严和人的德性，都必须转化为可计量的“物”的特征，通过物的交换才能证实其价值存在。因此，“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1](P54)。结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异化问题的解释，联系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道德困境，我们不能回避，市场经济固有其导致人的“异化”和“物化”的根源性特征。

       市场经济及其决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特点的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环节。它既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使人的潜在能力不断被挖掘和提升。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不仅关注和实现人的各种物质需求，也满足了人的各种现实和潜在的精神需求。人的各种潜力的挖掘和社会交往扩大，确证了人的能力和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第三阶段只能以第二阶段发展为前提。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增值和获取利润成为核心目标。市场经济所满足和挖掘人的各种精神需求，既包括属人的、道德的、审美的精神需要，也包括从属于人的肉体的，低于人的本质的低级需求，甚至市场经济还会制造和培育人的无限的肉体和精神需求。由于出发点不是人和人的精神的提升，人的需求无论是高尚还是低级，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利益赖以实现的手段。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人的各种潜力和能力被充分挖掘，人在工作过程中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在余暇时间中，人的精神消费需要极度放松，而低层次精神娱乐和肉体需要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了多样化的丰富世界，同时也带来了让人心灵不安的道德问题。

       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道德。若把道德看作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外在规范，看作是与法律同构的或由风俗和习惯制约的规范，那么市场经济以营利为核心的出发点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道德本身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新旧道德机制的交替，意味着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旧道德体系的解体和以个人自由为特征的社会约束机制的建构。市场经济提高了人的选择能力，市场计量和经济核算也促进了人的理性能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也要求有诚信、合作等社会规范。由此决定了市场经济不仅重视一些道德规范，而且把它们的软约束变成了经济和法律的硬性规则。从道德规范的层次看，市场经济显然在某些方面直接促进了道德的提升，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就是最直接的一例。但正像马克思所揭露的，“信用业”的发展具有非道德性，“这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P168)；并且“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2](P169)。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把物化了人的劳动的交换，发展到把人的精神和道德转换成为抵押品而进行的交换，这乃是对于人性和德性的最大侮辱。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从人的角度和立场来评判社会发展的。在他看来，道德是属人的、内在的、本质的价值，因而不能将其作为外在的、工具性的概念来理解。即使市场经济促使了道德规范的完善，那么它也是以异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因为“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2](P171)。

       可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物质世界模式，把进入其发展领域的一切，都以物的计量的方式加以核算。它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提升道德，但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属人的，而是导致人的异化。

       2.道德是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范畴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看，道德起源于人类群体内部协调的需要；但道德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它归根到底来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必然。道德以人的思维为基础，把经验的世界推演成为超验的思考。它若不是建立在超越的无限性基础之上，就无法为人提供心灵的慰藉。孔子描述“仁”、“义”等道德范畴时，虽然通过经验行为确证其内涵，但是自始至终也未给出一个经验性的定义。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善”、“幸福”等概念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亚里士多德费尽周折才用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即“德性”概括了“善”：“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而“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第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3](P45)。“好”于是又回到了“善”的层次之中，最终也未曾给予一个经验性的刻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重视实践，把“善”看作是实现活动，但并不把“灵魂的善”看作是外在表现形式。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的事物已被分为三类：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在这三类善事物中，我们说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3](P21-22)。康德的道德哲学直接把道德看作是先验的原则，强调“应当”的意义和价值。康德认为，实践理性“不给我们带来任何有关对象的知识，但却有可能基于自在之物而现实地对现象世界发生作用，因而是同一个理性在不同的方面即实践方面（非认识方面）的运用”^[4](P2)。道德的超验性意味着一种先验的道德律令，它因此成为不可认识、但又体现人的自由本性的规定。

道德的超越性，还体现为道德对于物质的超越方面。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主流的伦理思想都把道德了解为建立在超越物质追求之上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明确提出了超越物质、超越私利的精神追求。同西方传统文化相比，中国的道德观念中“利他”的因素更为明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希腊哲学似乎并不否定人们对个人幸福和肉体需要的追求，但也更强调精神上的幸福和“友爱”的意义和价值。基督教文化则贬低人的肉体，高扬人的灵魂，强调“爱”的利他性。近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诉求，把道德阐释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理路，为资本主义私人利己性辩护。例如爱因·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观》就以“生命的存在”为终极目的，直接反驳了利他主义道德观，甚至认为“康德是现代哲学错误的根源；利他主义使美国越来越软弱；……十字架是痛苦的标志，我喜欢美元符号，因为他是自由贸易的标志，所以，也是自由思想的标志”^[6](P3)。兰德虽然也把道德界定为人的特性，但却把人理解为“肉体的生命”意义上的人，否定人具有超越肉体自我的其他价值，认为“有机体的‘所是’，决定了它的‘应该’”。这显然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方式计量人的精神、从而剥夺人的精神的特征。兰德还认为前现代的伦理学说和宗教伦理学一样，都是反生命的、不切实际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5](P2)。马克思否定宗教的虚幻性，但并未否定宗教颠倒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的真实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肉体和精神不可分割，实现利己和利他的超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仅仅把人的本质属性归结为利己的、肉体的人的维度，不过是现代性所特有的偏好。

 此外，道德还是对理性和感性对立的超越。现代性强化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存在都变成可计量的物质核算，主观的、情感的、非理性的一切价值都沦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在此意义上，现代性的社会强调的是理性和客观。吊诡的是，为了满足各种各样被理性挤压出来的畸形散乱的非理性需求，现代发达国家则呈现出极端的非理性特征。市场经济不仅满足这些非理性的需求，并且鼓励甚至有意制造非理性的需求，并且冠以自由、个性和多样的命名。实质上，道德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感性的情感升华，这是工具理性思路无法阐释的。感觉虽然是认识的发端，但是感性、知性和理性不应该做高低、优劣的区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2](P85)。他没有把感觉看作是认识的出发点的感觉，而是强调感觉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变化：“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P87)。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能产生出来，一句话，“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2](P88)。道德作为人的丰富的超越性力量，也是感性和理性的深层次的统一。而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之一，却是割裂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因此，从道德的属人特质看，市场经济和道德无疑是异质性的。

       3.以传统道德文化为根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首先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异质性关系。在这种构建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谁主导谁的问题。如果放任市场支配，盲目认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那么就会引发道德危机。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机制，本质上与道德相异质，它必然会产生否定、破坏道德构建的因素。虽然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它却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来实现的。在供求关系引导的竞争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投机钻营、假冒伪劣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市场，腐蚀社会。同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市场迎合并塑造大众的低级口味，引导世俗世界进一步走向物化。网络领域的黄赌毒泛滥，同商家的利益直接相关。只要技术监督存在漏洞，只要市场管理存在缺口，这种腐蚀人的精神的力量就会趁虚而入，不遗余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丑恶、丑陋现象轮番上演，道德危机的存在不为夸张。

但是，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力量，道德也有其强大的反作用力量。道德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属于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安身立命的本质性范畴。古今中外的道德危机的出现，都会引发各种社会不安和社会斗争力量的觉醒。空想共产主义不是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晚期，而是几乎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同步出现，其最初的引发点就是道德问题。社会主义道德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视“两手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培育，尊重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道德诉求。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社会低俗现象，要进行积极的社会治理。同时，重视揭丑、曝光，把市场营利掩盖下的丑恶现象不断暴露出来，引起民众发自内心的反感和痛斥。民众精神消费层次的提升，必将引导市场中精神产品的生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文明塑造，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各种社会进步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激发人的内在的道德性，引领精神产品的生产，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的能动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就不能不高度重视积极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诸多差异。相对而言，西方文化的二元性特征更为明显。李泽厚先生认为：“西方神人异质，天人关系紧张，生理的活‘是点什么’，可以是上帝。中国灵肉不分，灵魂流连忘返并安息在这个尘世中，那‘是点什么’便只能在这世上生活本身之中寻觅”^[7](P100)。在基督教文化中，精神生活源于上帝，而物质文化落于世俗，这种截然二分的文化特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导致了社会物质性更为明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多是伴随着对于上帝否定，以人本主义反对神本思想。尽管不能作简单化的粗陋概括，但强调个人的、肉体的、私利的人是人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以动物生存为标准的进化论思想，被用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度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配逻辑。中国传统文化则与此不同，譬如儒家学说不存在上帝与世俗的二元对立。作为在饮食男女的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提升，“仁”、“义”等道德文化的超越性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孝”、“信”交往。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的骨髓。“中国传统以其‘精细节目’，‘凡’可‘圣’，生活即艺术，幸福不成为‘为什么活’的伦理学和神学所苦苦追求的问题，而是‘活的怎样’的感性具体的美学问题”^[7](P101)。因此，中国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更多的困惑和窘迫。中国人缺乏理性传统、制度文化，因此难以构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严格的规范化制度；同时，传统道德、人情世故的渗透性极强，对于现代性特有的物化现象产生了极端的排斥。潜规则的盛行固然是制度安排不尽完善的结果，但与中国文化对于现代性的本能排斥也有关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果不能依照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机理进行统筹发展，必然会遭遇更多的问题和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超越精神和肉体的分离，而且超越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性、情、理相交融，把感性提高到了至善的境界。李泽厚认为，“中文以审美一词译aesthetic，常误导西方读者，aesthetic乃用感官来感知，并无精神——灵魂含意在内。所以Kierkegaard以之为最低状态，与中国正好相反。我之所以坚持审美释‘天地境界’，正由于中国心灵的最高状态亦不舍弃感性，此乃中国文化之最大特征之一”。 而“‘情’在这里正是某种本体的存在。所以，‘道’由之而生，‘仁’、‘诚’、‘庄’、‘敬’……等伦理范畴、道德理念由之而出。对个体，它化而为‘天地境界’，就成了具有潜在势能的‘善’，成为‘道’的执行者”^[7](P10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活在“性情”之中，表达在生活之内；“道”不远人，而正是在“伦常日用”之中。由于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纠结，在中国，一种制度安排倘若排除了道德情感就必然会遭到排斥，甚至演变为潜规则；而社会道德堕落必然会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中国道德构建的重要契机。

 总之，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和道德建构存在着复杂社会根源。旧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约束机制的解体是道德失衡的外部成因，市场经济的“物化”和“异化”则是导致道德失衡的内在动因。但是，道德终究还是人的内在的、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力量，是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从传统文化挖掘入手，遵循道德存在自身的内在机理，防止各种伪道德、强规范对道德的混淆和干涉，凭借内在性的挖掘和塑造，就能够构建起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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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爱因·兰德. 新个体主义伦理观[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7]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简介：贾文岩（1972- ），山东陵县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