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迄今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成长过程中，遵义会议无疑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作了如下归纳：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个结论已是共识，无须赘言。然而，进一步弄清我党是如何一步步克服错误路线、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我党发现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伟大之处，而且对于当今正处于改革关键时期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对遵义会议前后党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诸方面加以比较，进一步厘清中国共产党成长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期能够从更为长线和宏观的角度分析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思想路线方面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更加完整、准确地概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思想路线的形成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遵义会议之前，一方面由于党自身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致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先后犯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痛定思痛，这些错误为什么会发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当时的中共中央的决策者没有把握好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于自身和敌人的力量不能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在国民大革命后期，面对蒋介石反革命势力的步步紧逼，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采取了步步退让的策略，其原因，一方面是害怕斗争导致统一战线破裂，对反动派破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对自身力量的发展、群众基础的壮大及革命前途作了较为保守和悲观的估计。一句话，就是没有能够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当时的革命形势，从而不能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政策措施。以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一）由于阶级性质和根本利益的冲突，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是必然结果。也就是说，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共产党人奋起斗争与否，革命统一战线都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程度轻重的问题，甚至，也许在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下，蒋介石反倒有所顾忌，或许能更加长久地维护统一战线，从而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二）在大革命失败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大为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也大为壮大：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由成立之初的50多人，发展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及970余万农民的革命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只选择步步退让，一方面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之更加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压制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之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无所适从和悲观失望。八七会议之后，虽然对党的“右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由于还是没有把握住中国革命实际这一根本问题，在纠“右”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犯了“左”的错误。由于“左”的错误往往以“激进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因此很能迷惑人，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王明，“左”的错误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不能够客观真实地分析和认识自身以及敌人，不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对己与对敌的策略。其具体表现有二：（一）在对待革命力量的问题上，“左倾”错误一度表现为“关门主义”。即把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革命视为整个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把原本是革命团结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视为应该加以消灭的敌人，对一些地方实力派的联合请求也予以拒绝。不仅如此，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地方在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时，大搞“肃反运动”，错误地杀害了不少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好同志。“左倾”错误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力量作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当前已经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了，应该马上发动全国性的武装暴动，由此直接造成了党在军事路线上的“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二）在对待革命形势问题上，“左倾”错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的斗争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特别是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中国政治经济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还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推行，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的困难，使党在国统区及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上述“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从表现形式上看是相反的，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超前”的或“保守”的决策而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具体地说，偏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党的思想路线，是“左”、“右”倾错误之所以发生的根源所在。而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这可以从会议召开前的筹备、会议过程及会议后的相关事实得出结论。（一）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是机械地执行原来的作战计划冒险进军湘西，还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之改变行军路线？毛泽东团结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根据敌人在湘西伏有重兵而云贵一带敌人力量相对薄弱这一实际情况，通过遵义会议前的三次会议，即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对行军路线做出了调整。具体地说，通道会议暂时否定了李德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勉强采纳了毛泽东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黎平会议正式作出了“转兵”遵义方向的战略决定；猴场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到川黔边界地区迂回战斗，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决定适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进军路线，这实际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好了基础。（二）遵义会议的过程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过程中，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明确指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面前，“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遵义会议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需要，一方米调整了军事计划，一方面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胜利。（三）遵义会议之后的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其伟大历史作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带领红军先是根据敌情变化四渡赤水，后又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在川黔边界聚歼红军的计划，最终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恢复了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继续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重要保证。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定的关键会议被载入史册，在我党思想路线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组织路线方面

遵义会议召开前，党的组织路线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据遵义会议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十三条可知，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一些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极端恶劣，主要表现为军委工作事无巨细都被其个人包办，甚至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琐事都横加干涉，在实际上把军委的集体领导给完全取消了。不仅如此，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还采取压制的方法，抹杀了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而遵义会议，从会前酝酿、准备到会议召开及会后传达，整个过程也是一个体现民主集中制、恢复集体领导的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深入交换意见，以至于李德曾十分不满地指责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这恰好从另一面证明了遵义会议前是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的。遵义会议召开时扩大了规模和人数，这也在事实上扩大了民主决策的基础。在会上，与会同志畅所欲言，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热烈民主。会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二）在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上，遵义会议前不能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一些党的领导人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使得许多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好同志遭到打击和迫害，如三十年代初肃反运动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错误。其后，还剥夺了毛泽东对军事的领导权，朱德、周恩来的军事领导权，也在实际上被剥夺，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遵义会议的召开表明，此前被破坏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又重新得以实行；毛泽东等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人被选举出来，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改正错误来改善组织机构和干部制度，能够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体现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良好贯彻和运用。由此，从党的组织路线的重新确定和运用方面，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再次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的又一个起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三、军事路线方面

遵义会议前，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极力排斥毛泽东提倡的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正确策略，而是不顾实际地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分兵主义”代替了集中兵力，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代替了诱敌深入等。毛泽东对其在不同阶段上的错误错了精辟概括，他说：“‘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对过去“左倾”思想影响下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反省，并由此改选了军事指挥的领导人，在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指挥下，改变过去的冒进军事路线，转而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乃至整个长征的最后胜利，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执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取得的伟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通过改换军事领导人，使得正确的军事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并继续发展，从而使红军在军事上逐步反败为胜、转危为安，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上的转变成为中国革命反败为胜的关键，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李维才（1969—），男，山东邹平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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