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敌强我弱”与中国人民的应对策略

李维才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思政部，山东  济南  250103  ）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无论在侵华预谋、战争准备还是开战决心上，都超过中国。抗战之初，日本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也都远胜中国。可以说，日本之强，既强在硬件如经济实力、武器装备等方面，也强在软件如武士道精神、情报搜集、政策制定、政治组织等方面。而与之相比，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中国人民采取了持久抗战的策略、全民抗战的策略以及世界联合的策略，有效瓦解了日军速亡中国的计划，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抗战策略

作者简介：李维才（1969——），男，山东邹平人，历史学博士，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人员，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理事，承担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中国梦”与“青春梦”的对接——基于传统文化教育视角》（13CGMJ12）。

在分析抗日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时，有一条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敌强我弱”。然而很多人不免产生疑问：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且战争之初的几次大会战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至少是日军的两倍，怎么还说是“敌强我弱”呢？如果是敌强我弱，那敌人何以强，我又如何弱？以下即从战前、战中、硬件、软件等方面加以分析比较，以期对这一问题形成更具体明确的认识，同时分析一下面对种种不利局面，中国人民采取了怎样的相应策略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  “敌强我弱”的表现

为让大家对“敌强我弱”有较为直观的了解，特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战前双方对比

（1）战争图谋。检之史料不难发现，日本侵华战略可谓蓄谋已久。日本是岛国，人口基数小，地域狭小，资源依赖进口，这导致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把国家强盛的希望错误地寄托在对别国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上。从十九世纪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到1926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政策”（即《田中奏折》），皆狂妄地宣称：要征服世界，必先从征服中国开始。从明治维新后的“大陆政策”到1927年东方会议上的《对华政策纲领》再到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则是从笼统的国策到具有可操作性的纲领再到具体指导战争的对华作战计划，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侵华图谋由来已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其国力日渐增强，其侵华图谋日益由战略落实为军事行动。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1840后中国的大门虽然被列强强行打开，“天朝上国”的迷梦渐已苏醒，但却战乱不断，国力衰微，自顾尚且不暇，更无暇他顾。虽然也有相当一批人东渡日本，但其主要目的是要师法日本变法图强，对于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日双方在战争的筹划与图谋上，中国已先输一招。

（2）国力比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巨额赔款，其中“84％用于扩张军备，余下的用于开办钢铁厂、设立教育基金、供皇室享用和补充财政支出”，[1]其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而中国，近代以来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且不断遭到战争严重破坏。到1937年，中日双方在经济、军事实力上的对比已非常悬殊，列表如下：

1937年中日双方实力对比表[2]

从数据可以看出，在综合国力及军事准备方面，日本已远远超过中国。

（3）情报搜集。为搜集中国情报，日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向中国派出大量间谍，他们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刺探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属的间谍情报部门内专门设有中国课，负责收集中国情报。以地图为例，在一张1937年日本制作的《支那现势要览地图》中，日本人把当时勘查到的中国主要都市、飞机场、海底电缆、铁路、日占区、日军投弹轰炸的城市等都标注得一清二楚，且地图上的轰炸城市当时已经标注到广州等地，这足以证明日本侵华是蓄谋已久的。[3]

（4）作战决心。日本既视中国为其称霸世界的第一侵略目标，随着国力逐渐增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乃日益决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侵占中国东北，中国“丧失东北,意味着丧失了我1/10的领土,失掉了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9%的石油产量,23%的发电量,37%的森林面积,41%的铁路长度,1/3的对外贸易,当时东北还是我国唯一出超的地区。东北之丧失给我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害和灾难,而给日本帝国主义则提供了无尽止的掠夺的源泉。”[4]这极大增强了日本发动进一步侵华战争的信心和决心。反观中国方面，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内战上，即便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仍然幻想战争局限在局部地区，幻想以“忍让”求得“和平”。国民政府在“战”、“和”问题上犹疑不定，使得地方军队无所适从，严重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决心。

2、战争中的对比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到日本时说：“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由此，对中日战争中的“敌强我弱”，即从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作一下比较。

（1）军力方面。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长期的蓄谋与准备首先在武器装备方面体现出来。虽然见到的统计数字不很统一，但基本一致的观点认为，日军一个作战单位在武器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如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等方面都远远优于中国军队。并且日军弹药充足，训练有素，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中国军队装备差，数量严重不足，而且新旧混杂、标准化程度差，一旦损耗补给困难。“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5]除此之外，日军通讯手段先进，军事指挥无所顾忌，作战组织能力较强。而中国军队的很多基层的军官，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有的根本不识字，作战主要靠血气之勇，一旦局面不利就各自逃散，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术。此外，双方军队的战斗意志也有差别。日本军人长期接受武士道教育，强调为天皇效忠、不怕死不惜命。这在战争初期日军接连获胜的刺激下变得越来越疯狂，无疑也表现出了强悍的战斗力。相应的，中国军人在农耕文明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虽然也涌现出许多舍身为国的英雄，但不可否认也有相当一批人畏战惜命，畏缩不前者有之，临阵逃跑者有之，叛国投敌者有之。显然，抗战的最初阶段，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和牺牲精神还没有完全被激发起来。

（2）经济力方面。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工业生产能力高低无疑是综合国力中最重要的体现。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已经是一个较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有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能自己生产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而中国则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生产能力低下，不能够支持战争的后勤所需。有学者统计，战争之初，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6]抗战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很快丢掉了东部沿海广大地区，中国与日本在工业生产与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3）政治组织力方面。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除了组织工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协同生产，为其侵略战争提供各方面后勤保障与供给，其政治组织力还直接体现在军事动员能力及其作战协调与军队机动能力上。在战争动员方面，日本兵役法规定凡是17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兵役，则其全国动员参战的兵力能达到一千万人。根据前面统计数据，其受过军事训练可以迅速投入战争的后备兵员有400多万。在思想动员方面，日本更是做了大量的、长期的、手段多样的宣传工作，青年人以参军为荣，以战死沙场为天皇尽忠为荣，普通国民也被动员起来广泛参与到战争支持工作中。在经济动员方面，日本政府建立起全面系统的统制经济，通过广泛设立的统制会，政府在各个产业部门建立起能够包揽各种事务的经济行政辅助机构，以此来动员全国之力支持战争。除此之外，日本利用其控制的太平洋海上通道及朝鲜到华北的铁路网能很快把兵员运到中国，投入战场。反观中国方面，首先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实现国内统一，各路军事力量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各地区军事势力各自为政，形不成高效率的战时策应和后勤支持。同时，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重工业尤其薄弱，连起码的武器弹药都供给不上，更别提重武器的维修与制造了。在交通方面，没有形成便捷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网络，军队输送能力低下。此外，国民政府虽然多次信誓旦旦要坚决抗日，却没真正做好对日决死一战的准备，故其在全国战争动员方面尤其不尽人意。以征兵制度而言，当时根本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兵役制度和预备役体系，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因为缺少动员和训练，能够征用的兵源却相当匮乏，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政府甚至不得不靠抽壮丁来补充军队。这些人平时未经训练，武器操控困难，不识字，战术素养低，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些士兵战时凭血气之勇，败时无有效组织，故而损失惨重。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发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无论在战争预谋、战争准备还是开战决心上，都超过中国。而抗战之初，无论是军力、经济力还是政治组织力，也都远胜中国。由此我们认识到，抗战之初的日本之强，既强在硬件如经济实力、武器装备等方面，也强在软件如武士道精神、情报搜集、政策制定、政治组织等方面。而与之相比，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然而，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就在这“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爆发了，我们以血战到底的勇气、不惧牺牲的精神，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民族解放，维护了民族独立，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篇章。那么，中国人民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抗争最后取得民族胜利的呢？以下就对中国人民的抗日策略作简要分析。

二  中国人民的策略

日本是军事强国，其国力、装备、兵员素质都强于中国。面对来势凶猛的日军，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持久抗战的策略、全民抗战的策略以及世界联合的策略，有效地瓦解了日军速亡中国的计划，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持久抗战的策略

面对“敌强我弱”的的形势，清醒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抗战，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人不能不提：蒋百里与毛泽东。

（1）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蒋百里对于日本强盛、中国衰弱的事实早有清醒认识，1933年赴日考察，即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7年初，蒋百里军事论著《国防论》出版，其扉页题词曰：“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怕鲸吞，只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他在逝世前仍怀着持久抗战的决心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7]

事实证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上执行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这一战略思想的贯彻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为大批工业设备转移，为大量历史文物、民族精英、教育机构的撤离赢得了时间。而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进攻势头受挫，战争被拖入了决定胜败的关键阶段——相持阶段。

（2）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即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内有人散布“速胜论”和“亡国论”，为了批判错误论调，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正确主张，并动员全国人民参与抗战，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奋斗，毛泽东根据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撰写了《论持久战》，系统、完整、全面地把持久战思想上升到战略理论高度并进行了丰富而深入地阐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还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8]

《论持久战》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阐释的持久抗战思想、对战争阶段的分析及提出的灵活多变的战略方针与作战形式，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道路。

2、全民抗战的策略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日本侵略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底，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发表了中共中央送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共产党的军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序幕正式拉开。此后八年，虽然国民党在合作中也搞摩擦，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存在，这是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2）全面抗战路线。共产党人意识到抗日战争必将是全民族的抗争，必须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参加到抗战中去。1937年8月，中共召开了洛川会议，提出要进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共产党人“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共产党人一方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路线的落实，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实际作战中，中共利用沦陷区广大地带，迅速进兵开辟根据地，建设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力量，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焕发出来，他们自造武器、提供物资，以不畏强敌的勇气，不惧牺牲的精神，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沉重打击了日军，有力地支援了两个战场的对敌斗争，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3、世界联合的策略

面对强敌，中国人民认识到必须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都是必要的。”[9]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战，获得了国际方面特别是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如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这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此外，苏军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对日空战，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9次并肩作战，共击落日机62架，给日空军以有力打击。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等15名空中勇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美国，除了有大量资金援助外，在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外交等方面都提供了大量支持，其中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由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开辟的“驼峰航线”，都赫赫有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世界友好势力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作者姓名：李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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